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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纳粹“T-4”行动:用安乐死进行谋杀

2020-08-14 11:04环境爱好者 环境监管网

尽管开支与人种改良适应性问题在此处的讨论中居于重要地位,但我们也不可忽视另一个相对独立的话题——安乐死:人们因无法容忍的痛苦而要求最后的解脱。这种人在纳粹德国与其他社会同样不容置疑的存在为实施仁爱致死术和对受苦的个人关怀稍有擦边的政策提供了机会。


如前所述,20年代中叶,埃瓦尔德梅尔策记录了某些受心智缺陷子女困扰的父母的情况,他们大多从情感和经济上都疲于应付这类子女。在纳粹德国,平民寻求评论某个法律问题或解决个人痛苦的一种方式就是致信元首的总理府。有一名因癌症而垂死的妇女,以及一个名叫克瑙尔的畸形婴儿的父母寻求获准“安乐死”,当然我们不应想象想死的德国人都会致信总理府。


1929年希特勒在纳粹党纽伦堡集会上发表的一篇演说触及了人种改良杀婴问题:


假如德国每年新生100万婴儿,那么清除其中最弱的70—80万,最终结果还是实力增强。最危险的事莫过于我们切断自然选择的过程,从而失去获得健全人的可能。第一胎未必总是最聪明和最强壮的。斯巴达——历史上最清晰的种族国家个案,就系统化实施这些种族法律。现在情绪化人道主义造成的后果,就是我们让健康者付出代价去试图维护弱者。


掌权之后,普鲁士内政部长汉斯拉莫斯这样说:


他认为将无价值的严重心理疾病患者清除的做法是正确的。他举出了几种精神疾病的例子,患病者必须被安置在沙子和锯末上躺卧,因为他们大小便失禁,他们还会将粪便放入口中当做食物,凡此种种。从这点出发,他说他认为将此类人的无价值生命加以终结是正确的,认为这会为医院、医生和护理人员带来某些节约。


希特勒授权元首总理府负责人菲利普布兰特教授,再由他们授权指定医生实施“安乐死”。可以推定此次授权由谋杀项目医疗组成员策划,他们对任何司法回应都备感焦虑,尽管有必要注意该授权文件并不具备法律效力,而且“安乐死”计划从未获得法律批准。即使按照第三帝国法律,这种行为也同属谋杀。


元首总理府常以令人怀疑的迅捷,详细制定对“畸形婴儿”实施“安乐死”行动的官僚与医务人员构成,借口是来自克瑙尔家族焦虑的父母的那类请求。1939年8月,医生和助产士被迫将严重遗传疾病和先天性唐氏综合征、小头畸形或脑积水、残肢症和痉挛性麻痹等病例上报某个帝国委员会以进行科学登记。两名非专业人士——汉斯文茨勒教授进行评审,他们三人在表格上标注相应符号,就应采取的行动过程提出建议。如病例在“安乐死”上被加注“+”,那么该婴儿就被转送到约30家特别儿科诊所当中的一家,常用的借口是这些诊所能为儿童提供专家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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